胡适则始终以春风拂面的温暖给学生以关爱和帮助。他当北大校长期间，不少要到美国留学进修的学生因无法提供2000美元的保证金而难以成行。胡适得知后，便从自己的存款中取出钱来贷给一些青年助其出国，言明希望日后归还，以便继续供应他人。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说，“这是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，你想，以有限的一点点的钱，帮个小忙，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国外进修，一旦所学有成，其贡献无法计量，岂不是最划得来的投资?”这种惠人之举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，它超越了阶级、立场和时代的局限，体现的恰恰是为师者的永恒的烛光品格和博大襟怀。
4.开放宽容的治校态度民国时期的大学普遍奉行“教授治校”制度，教授评议会在教授的聘请、辞退、评定和其他教学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绝大多数校长本身就是教授出身，有的还兼着教学任务，因而校长的决策甚至就是教授们意见的代言，如果得不到教授们的认可，校长们的决策不仅难以施行，校长们的职位恐怕也难保，梅贻琦前的清华大学十换校长，蔡元培七辞北大校长，大多因校长与教授的矛盾而引起。
蔡元培常说：“大学者，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”，“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部的机关”。在他的倡导之下，北大校园里中西文化兼收并蓄，新旧思想和而不同，教授们的学术观点缤纷万象，蔚为大观。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，两人同开一课，各申其说，而二人又互相偷偷地去听对方的课；黄侃和钱玄同，一讲汉字二十八部韵，一讲废除汉字，两人课堂上互相批评，课后却作揖言好；熊十力与冯文炳一个时期都治佛学，都相信自己正确，一日于二道桥上相遇，互不相让直至动起手来，之后发现观点一致又摆酒言欢；钱穆终生反对白话，但他进北大，却是受倡言白话的胡适之聘……讲课的如此，求学的也是如此。
到北大听课的，除了招收的正式学生外，还有注册的旁听生、选科生，更有未办任何手续溜进来听讲的中小学教师、政府公务员、报社编辑和失业青年，致使有的课堂，临到考试时才知道，听课的全是旁听的；选课的，还有的不是因为同意老师的观点，而是来看老师如何“荒谬”的。北大的学风、教风也影响着其他高校的校风。罗家伦毕业于北大，他当清华大学校长时，这位国民党陆军少将因试图将党化教育搬进校园而遭师生的抵制。
但他在聘任教授时，却不论资历党派，只问学术水平；王世杰曾任北大教授，也任过民国外交部长，可他当武汉大学校长时，法学院教授范寿康大讲唯物史观，“最受进步同学欢迎”，他却视而不睬。由此也不难看出，为什么那时候政治黑暗经济萧条，大学却是鸟飞鱼跃、思想勃发，为什么那时候烽火连天、战乱频频，大学却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社会精英，国家栋梁？开放让大学成为“大学”，宽容让大学成为“博”学，这应该是大学精神的题中之义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