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文俗称的彩礼主要产生于纳征环节，即取“纳币以成婚礼”之意，这里的币又是物和钱的泛指。而《周礼》中记载的“无过五两”至今争议较大，这主要是由于古代物品和计量单位与今有差异而造成。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对于不同阶层的婚姻彩礼都做出了量的规定，如西周天子在纳征环节要送出七寸宽的“谷璧”，诸侯则加“大璋”，这些玉器跟普通士卿的布匹、钱粮比起来就更为奢侈了。
说到不同阶层的彩礼标准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突出。如曹魏时的诸侯娶正妻，需下皮、马、大璋、绢190匹；到了西晋时期，同样是诸侯娶正妻，绢用300匹，这还不包括钱财，这也是魏晋以来门阀氏族发展至顶峰的一个主要原因，一个家族官品较高者，会联姻地方巨富，达成政治与金钱的结合，地方巨富往往会通过数倍于男方聘礼的钱财作为嫁妆，这个嫁妆自然就成为男方高官的“政治献金”。
在“上品无寒门、下品无氏族”的九品中正选官制下，门阀大族成为国家机器的操盘手，直接影响了二三百年的政治格局。“氏族之盛，实系于冠冕；婚姻之道，奠先于仁义。乃有新官之辈，丰财之家，慕其祖宗，竞结婚媾，多纳货贿，有如贩鬻。积习成俗，迄今未已。自今以后，明加告示，使识嫁娶之序，各合典礼，知朕意焉。其自今年六月，禁卖婚。
”——唐太宗氏族门阀的衰落一般认为始于隋朝的科举制，其实在唐朝太宗时期，政府对婚姻的干预也是一个主要因素。唐太宗称氏族门阀之间的联姻属于“卖婚”行为，好比今天我们对女方家庭索要巨额彩礼俗称为“卖女儿”，太宗认为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婚姻的初衷，违背了古代圣人礼教，且对于政治集团的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，因此下发了“禁卖令”。
虽然这个政策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，但体现出封建统治者对于高额彩礼带来的蝴蝶效应加强了重视。这种重视不仅体现在政治团体中，对于普通百姓的婚姻干涉也是唐太宗仁政的典型案例。汉代有文献记载“一飨之所费，破毕生之本业”，也就是说男方家里办了一场婚宴，几乎花光了半辈子的积蓄。这个数据可能不够直观，同样在汉代的东方朔，初为公车令时岁俸六百石，娶妻聘金十万钱，有学者曾推算西汉初的一钱约为今天的28元，也就是说一个公车令的小吏娶妻聘金都花了280万，好在东方朔家底宽裕一些，若在普通小吏与百姓之间，这样的娶妻成本着实惊人。
历代的管理者也针对这个问题实施过一些政令，如南北朝刘宋规定“女子十五不嫁，家人坐之”，这就从法律层面规定女子必须在十五岁前嫁出去，否则父母就得坐牢，这样一来女方家里顾不得索要彩礼，有男方提亲时，恨不得倒贴彩礼送出女儿。“其庶人男女无室家者，并仰州县官人，以礼聘娶，皆任其同类相求，不得抑取。若贫婁之徒，将迎匮乏，仰于亲近乡里富有之家，颐多益寡，使得资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