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熙四十九年（1710年），御史参劾户部堂官希福纳等侵贪户部内仓银六十四万余两，牵连的官吏多达112人。康熙说“朕反复思之，终夜不寐，若将伊等审问，获罪之人甚多矣” 。最后只把希福纳革职，其余官吏则勒令限期赔款，便算了事。由此可见，他对吏治轻纵到了何等地步。这哪里还是宽容，分明就是“宽纵”，其直接导致地方上无官不贪，贪官们如同一条条蛀虫一般，侵害了大清的肌肉，甚至钻入大清的骨头，接下来就要喝大清的血了。
第二，土地兼并。康熙初年，以鳌拜为首的满清贵族发动了“圈地运动”，尽管鳌拜伏法后，康熙下令禁止圈地，还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，但实际上土地兼并从未中断。绝大部分的土地都渐渐掌握到了大地主的手中，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，到了康熙后期，国内土地兼并严重，“一邑之中，有田者十一，无田者十九”，不少人丁聚而复逃。
土地兼并问题的产生是封建王朝的必然产物，作为地主阶级代表的皇帝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去解决，反过来革自己的命。康熙时，天下承平日久，平头百姓只要不打仗就是太平，吃得多少，好与不好反而很少放在心上。而对于最应当关注土地这一经济载体的皇帝来说，只要天下没有人造反，土地兼并的弊端便不能显现。第三，国库空虚。康熙在位六十一年，从亲政到统一台湾，消灭三藩、葛尔丹、郑经和沙俄的威胁，这些丰功伟绩都需要银子；而六次南巡、治理黄河所费更是靡巨。
加上其执政中期以后，官员们朝国库伸手“借钱”，却一直有借无还，导致国库中最少的时候只有800万两银子。800万两看似不少，可别忘了，当时大清已经拥有超过2亿百姓。这点钱连赈灾都不够，一旦有什么天灾人祸，政权立时就要崩溃。第四，党争严重。党争是康熙对官员们宽纵的结果。康熙晚年倦勤，同时因为两废太子，因此对于接班人问题十分重视，将其视作“国本”。
而康熙对官员们的表现十分不满，于是便给儿子们分派了各种差事，既是对皇子们的考察，又是对官员们的震慑。可谁知道事与愿违，官员们竟抱上了皇子们的大腿，为了自己的前程无所不用其极，逼得皇子们分了派系，原来至亲的兄弟成了政治对手。太子党、四爷党、八爷党这些名目，林林总总，其实哪个是康熙愿意的呢。党争之祸，祸及天下，有明一代，便是实例。
再看八爷的作为和能力老八胤禩号称“贤王”，这既不是康熙册封，也不是自己讨来，而是拥戴老八的官员们给的，其真实性和权威性大打折扣。老八能力肯定有，不然不会公然被抬出来对抗太子和四爷，更不会被后来登基的雍正帝看重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总理王大臣”。但老八的作为却让他贬大于褒，康熙朝的四大难题他一个也解决不了，反而四个问题的核心都是他。
